“阿曾，你怎么不来看我？”1953年3月的一天最专业的配资公司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突然停下脚步，冲着人群里的曾宪植发了一句半嗔半笑的责问。这声乡音不高，却让走廊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曾宪植立刻站直，回敬一句同样的湘味儿：“主席，我怕打扰您哩！”一句话，尴尬化开，空气里多了几分暖意。
彼时，距开国大典已经过去三年。曾宪植的身份，在座的人都知道：中央妇联副秘书长、统战老手、革命功臣；但毛主席这一声“阿曾”，却把她拉回了更早的岁月——那个篮球场上短发飘扬、弹指间投篮百发百中的湖南姑娘。许多人都好奇，何以一位妇女干部能让毛主席如此亲切？要回答这个疑问，得把时间拨回到1910年。
1910年初夏，湘乡曾家老宅里传来婴儿啼声。家族谱牒上，她被记下名讳——曾宪植。曾家乃曾国藩一脉，积淀深厚。屋檐上的翘角、厅堂里的牌匾，都在提醒来客：这里出过封疆大吏。名门出闺秀，本是寻常戏码，可这位闺秀的台词写得极不寻常。
六岁进长沙古稻田师范附小，十三岁考取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。掌校人徐特立开口闭口谈“新思想”，课堂里处处碰撞火花。京剧里，她上台扮包公，黑脸一抹毫不扭捏；操场上，她是全国首支女子篮球队的主力中锋，高吊球弧线优雅。徐特立看她三分欣赏、七分好奇：“女孩子这身板、这心气，将来不甘只在闺阁写诗。”这句话被学生私下传为预言。
1926年秋，武汉街头张贴出一行大字——“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公开招收女学员”。社会舆论一片哗然，连《大公报》都说“骇人听闻”。曾宪植拿着招生简章给父亲看，老人沉默片刻，只说：“从前我们曾家靠行伍立功名，若你要走这条路，去吧。”于是，她剪去长辫，独自赴汉。同期报考者数百，最终录取一百九十五，曾宪植行列居前。入校笔试，她写下《关于革命与社会进化之区别》，字字犀利，阅卷官批注：“立意高远，难得女中俊杰。”
训练场上，刺刀操一遍又一遍。学员连长笑说：“名门大小姐能吃这种苦，稀罕！”她淡淡回应：“打仗不认出身。”这股子硬气，很快传遍黄埔系统，连远在广州的蒋校长也点名表扬。
学业未及完成，1927年“四一二”事变骤起，武汉分校被迫停办。女学员们提前编入教导团，赴南下前线。广州起义打响，曾宪植担任准尉文书，统筹伤员转运。也是在这时，她与作战指挥之一的叶剑英相识。第一次见面，叶剑英笑问：“你就是徐老先生口里的投篮高手？”一句调侃拉近了距离，也开启一段情缘。1928年春节前，两人简单举行婚礼，她成了叶夫人，也是新党员。组织随即安排两人留学苏联，可名额临时骤减。曾宪植轻声道：“你去，我留下。”叶剑英无言，终只身赴莫斯科。
留在国内的她，命途继续波折。国民党特务盯上她，逮捕、越狱、再逮捕，连环上演。为避追捕，她短暂赴日求学，却又因“长得太出挑”被当局盯上。审讯时，翻译自称熟读曾国藩家书，她冷冷抛出一句：“我是曾国荃五世孙女。”对方神色大变，日警登时赔笑放人。这段离奇插曲，让她明白老祖先的名声有时能救命，但脚下路仍要靠自己。
1931年冬，她奉命转往香港，夫妻不得不分头行动。几年里，奔走于南粤、桂港之间，掩护情报线。1938年武汉会师，两人才短暂团聚，随后再分离。那年，她生下儿子叶选宁，孩子没来得及喊一声“爸爸”，父亲已负使命离去。1941年春，她被调延安，路上获悉叶剑英重新组建了家庭。信件里，她只写了十二字：“知悉，无碍，望保重革命事业。”平静得像一份工作简报。
1949年10月1日，她随宋庆龄、蔡畅等人登上天安门城楼。礼炮声震耳，她泪如泉涌。宋庆龄拍了拍她手：“阿曾，我们走到今天不易。”她用力点头，语调却依旧平稳：“是胜利，也是新的出发。”当天无数摄影机对准城楼，她站在周总理左侧，鲜有人识得这位“校花女兵”。
建国后，她主抓妇联组织建设。1952年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筹备期间，毛主席到会，远远便认出她。他故意拉长音调：“这不是阿……阿……阿曾吗？”会场笑声一片。毛主席随后调侃：“你们这支娘子军打得过文正公湘军不？”她立正答：“打得过，肯定打得过！”一句干脆，底气十足。
三年后，便有了开头那场走廊重逢。毛主席拧眉质问，她轻声解释。简单几句寒暄，既是首长关怀，也是同乡旧友的惦念。外人看得新鲜，她却清楚：那份关注来自共同的湖南血脉，更来自几十年风雨互相托付的革命感情。
进入六十年代，曾宪植也未能完全幸免政治风浪。一度被审查，生活窘迫。周总理遵主席口示，悄悄为她安排住所、送去医药。低谷时期她只说一句：“日子能苦，志气不能塌。”1978年，政策拨乱反正，她恢复职务，出任全国妇联副主席。1982年离休后，她定居澳门，仍关注内地妇女事业。1989年暮春，她静静离世，终年七十九岁。
说到她与叶剑英唯一的儿子叶选宁，命途同样多舛。少年进京，与父团聚，却在渤海湾劳动时右臂被机器绞断。医护连夜抢救，周总理亲自批示留住这只断臂。后来，他靠左手苦练书法，最终成为军界知名的单臂书家，这份韧劲，与母亲如出一辙。
曾宪植这一生，起点是深宅大院，落点是共和国将星与元勋之间的交汇处。她没将青春留给闺房，而是留给了战火、监牢、会场、文件堆与无数素未谋面的妇女同胞。有人感叹她的婚姻缺憾，她自己却用行动回答：个人得失很小，时代命题更大。或许，1953年那一句“阿曾，你怎么不来看我”，恰恰说明她早已被写进了新中国的集体记忆，位置虽低调，却牢不可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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